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
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其在卫者，相中山。
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
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更名曰夏阳。
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
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
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
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
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
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
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
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
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
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则不然。
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
如此则主劳而臣逸。
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
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
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
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
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
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
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
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
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
有度无度，因物与合。
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
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
光耀天下，复反无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
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
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
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
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
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
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
《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
《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當週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
其在衛者，相中山。
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
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更名曰夏陽。
靳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
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
蒯聵玄孫昂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
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
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巿長。
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
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
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則不然。
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
如此則主勞而臣逸。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
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
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
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刮。
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
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
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
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
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
有度無度，因物與合。
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
光耀天下，復反無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
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
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
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有子曰遷。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
年十歲則誦古文。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戹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
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後世中衰，絕於予乎？
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餘死，汝必爲太史；
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
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
《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
《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
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
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採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
於是論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
乃喟然而嘆曰：“是餘之罪也夫。
是餘之罪也夫！
身毀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孔子厄陳、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腳，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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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从前颛顼在位的时候，任命一个名叫重的南正官掌管天文，一个叫黎的北正官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说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由于丧失职守而转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间，司马氏离开周王室到晋国去。晋国中军将军随会逃奔到秦国时，司马氏也迁居少梁邑。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担任太史公。 太史公跟唐都学习天文，跟杨何学习《易经》，跟黄生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做官时间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他怕学者不能通晓诸家学说的原意，而学习了错误的东西，于是就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主旨，说： 《周易·系辞》中说：“天下的人倾向是一致的，而心思却是多种多样的，目的相同而采用的途径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都是探讨治国之道使国家强盛的学派，只不过他们所尊奉的理论之间，对于治国所采用的途径不同，有考虑全面与不全面的区别罢了。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方术，他们注重吉凶祸福的征兆和众多的忌讳，使人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然而他们排列四时运行的顺序，是不可遗弃丢失的。儒家学说博大，但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少，所以他们的主张难以全部采纳；然而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次序的礼仪，排列夫妇长幼的分别，是不可更改的。墨家提倡节约却难以遵循，所以他们的主张不能全部照办；但他们加强本业——农业与工肆之人参加生产劳动——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严酷而缺少恩德；但他们纠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换的。名家使人知道名位不同，礼节也不相同；但繁文缛节却容易失真；但是他们辨正名（概念）和实（实际）的关系，却不能不认真考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万物富足。道家学说是本着阴阳家的四时大顺，采用儒家、墨家之长，提取名家法家的要领，与四时一起変化，适应万物变化，树立风俗，用于人事，无所不宜，主旨简明，容易操作，办事少而功效大。儒家则不然：认为君主是天下的楷模，君主倡导而大臣应和，君主先行而大臣随从。如此这般，君主劳累而大臣闲逸；至于大道中的要点：舍去贪欲和要强，不玩弄聪明和智慧，放弃了这一重大问题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使用过度则必会衰竭，体力使用过度则必会疲惫。形神不安而想和天地一起长存不灭，还从来没听说过。 阴阳家对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适宜和禁忌的种种规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使我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可是，春天生，夏天长，秋天收，冬天藏，这是自然运行的大规律，不顺从它则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做天的秩序和法纪了。所以说：“四时运行的大顺序，是不可能遗弃丢失的。” 儒家以六经为法度。这些经文和解释文字多得要用千万计算，几代人都弄不通这些学问。一辈子也研究不清礼呀仪呀等的，所以说：“学问博大而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小”。但是他们制定排列君臣父子的身份及相应的礼节，夫妇长幼的区别及次序，即使百家之说也不能替代它。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他们讲到尧舜的道行时说：“尧舜的殿堂高三尺，士阶只有三层，屋顶用茅草、芦苇往上一苫，檐口七长八短也不剪齐，伐木做椽连皮也不制，用粗陶器吃喝，用陶铏喝酒，吃糙米饭，喝藜藿汤。夏穿葛布衣，冬穿鹿皮衣。”他们主张办理丧葬之事时，棺材桐木板厚三寸，哭声不能过分，不能把心中的悲痛抒发完。教丧仪，必须以此作为万民的标准。假使天下之法都像这样，那么尊贵者与卑贱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世代不同，时间变迁，办事不必相同，所以说：“提倡节俭却难以遵循。”但他们的要点：加强生产和节约费用，则说人人富裕，家家丰足的最佳途径。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所说也不能废弃它。 法家不分别亲近和疏远，不分别尊贵和卑贱，一律用法来判断，那么爱戴亲人和尊敬长者的恩德就断绝了。可以用它行一时之计，而不可以久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少恩德。”至于他们尊崇君王，使大臣卑下，使职分明确而不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有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苛刻繁烦的考察名分，往往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回味其意，专用名称决断而失去了情理，所以说：“使人名位不同，礼节也就不同，但容易失真。”至于他们的规定概念，考察实际，错综比较验证，这是不能不察究的。 道家提倡“无为”，又说“无不为，”他们的主张容易执行，但其语言难以理解。他们的主张以虚无为根本，以顺乎自然为办理原则。事没有固定不变之势，物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察万事万物的情状。不被物推于前，不被物牵于后，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无一成不变之法，顺因时事而成就其业；有度而无一成不变之度，顺因事物而与其相合。所以说：“圣人不朽的原因，至于坚守顺时变化的规律。虚无是道的常规，因循是君主的治世纲领。”群臣一起来，使他们明白各自的职分。实际情况符合其语言叫做端；实际情况与其语言不符叫做窾。窾言不相信，奸佞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贤就自然分明，白与黑就自然区别明显。不过在于运用这些原则罢了，如果运用这些原则，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就合乎大道，进入“混沌”的无知无欲状态。光辉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原始状态。大凡人能活着，是因为有精神，精神的寄托在形体上。精神用得多了则衰竭，形体劳累过度则疲惫。死了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以后不能再结合起来。因此，圣人特别注重形神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本体，形体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精神和形体，而一味喊叫“我有治理天下的办法”，那么，由什么途径来治理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治理民事，有个儿子名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讲学于齐、鲁两地的都会，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皇帝开始建立汉朝的封禅制度，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发愤愤怒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河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接续了我们祖先的事业。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后，你必定为太史；做太史后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细编纂先人所整理的史实古事，不敢有缺。”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节气为冬至，历法更改，开始用太初历，在明堂向诸侯颁布。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够继续在太平圣明的时代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经》、《尚书》、《礼记》、《乐经》之间的本原而著述？’”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写作《春秋》，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现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太史公所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说：“对，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伏羲最纯朴厚道，他创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记载了，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春秋》歌颂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做过太史令，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于是编写《史记》。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被摧毁了，不会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尚书》辞意隐约，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就写作《春秋》；屈原被怀王放逐，就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这才有了《国语》；孙膑遭受膑刑之苦，于是研究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后世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产生；《诗经》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郁结，没有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述往事，思念将来。”于是，终于记述了唐尧以来的历史，止于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而从黄帝开始。（王兴康）從前顓頊在位的時候，任命一個名叫重的南正官掌管天文，一個叫黎的北正官掌管地理。唐虞之際，又讓重、黎的後代繼續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時期，所以說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時候，程伯休甫就是他們的後裔。當週宣王時，由於喪失職守而轉爲司馬氏。司馬氏世代掌管周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間，司馬氏離開周王室到晉國去。晉國中軍將軍隨會逃奔到秦國時，司馬氏也遷居少梁邑。 自從司馬氏離周到晉之後，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衛國，有的在趙國，有的在秦國。在衛國的，做了中山國的相。在趙國的，以傳授劍術理論而顯揚於世，蒯聵就是他們的後代。在秦國的名叫司馬錯，曾與張儀發生爭論，於是秦惠王派司馬錯率軍攻打蜀國，攻取後，又讓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馬錯之孫司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爲夏陽。司馬靳與武安君坑殺趙國長平軍，回來後與武安君一起被賜死於杜郵，埋葬在華池。司馬靳之孫司馬昌，是秦國主管冶鑄鐵器的官員，生活在秦始皇時代。蒯聵玄孫司馬昂，曾爲武安君部將並帶兵攻佔朝歌。諸侯爭相爲王時，司馬昂在殷地稱王。漢王劉邦攻打楚霸王項羽之際，司馬昂歸降漢王，漢以殷地爲河內郡。司馬昌生司馬無澤，司馬無澤擔任漢朝市長之職。無澤生司馬喜，司馬喜封爵五大夫，死後都埋葬在高門。司馬喜生司馬談，司馬談擔任太史公。 太史公跟唐都學習天文，跟楊何學習《易經》，跟黃生學習道家學說。太史公做官時間在漢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間。他怕學者不能通曉諸家學說的原意，而學習了錯誤的東西，於是就論述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的主旨，說： 《周易·繫辭》中說：“天下的人傾向是一致的，而心思卻是多種多樣的，目的相同而採用的途徑不一樣。”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這些都是探討治國之道使國家強盛的學派，只不過他們所尊奉的理論之間，對於治國所採用的途徑不同，有考慮全面與不全面的區別罷了。我曾私下研究過陰陽家的方術，他們注重吉凶禍福的徵兆和衆多的忌諱，使人感到拘束而畏懼頗多；然而他們排列四時運行的順序，是不可遺棄丟失的。儒家學說博大，但缺少治國的切要綱領，出的力氣大而收的功效少，所以他們的主張難以全部採納；然而他們制定的君臣父子次序的禮儀，排列夫婦長幼的分別，是不可更改的。墨家提倡節約卻難以遵循，所以他們的主張不能全部照辦；但他們加強本業——農業與工肆之人蔘加生產勞動——是不可廢棄的。法家嚴酷而缺少恩德；但他們糾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換的。名家使人知道名位不同，禮節也不相同；但繁文縟節卻容易失真；但是他們辨正名（概念）和實（實際）的關係，卻不能不認真考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的“道”，使萬物富足。道家學說是本着陰陽家的四時大順，採用儒家、墨家之長，提取名家法家的要領，與四時一起変化，適應萬物變化，樹立風俗，用於人事，無所不宜，主旨簡明，容易操作，辦事少而功效大。儒家則不然：認爲君主是天下的楷模，君主倡導而大臣應和，君主先行而大臣隨從。如此這般，君主勞累而大臣閒逸；至於大道中的要點：捨去貪慾和要強，不玩弄聰明和智慧，放棄了這一重大問題而用智術治理天下。精神使用過度則必會衰竭，體力使用過度則必會疲憊。形神不安而想和天地一起長存不滅，還從來沒聽說過。 陰陽家對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氣，各有適宜和禁忌的種種規定，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未必是對的。所以說：“使我感到拘束而畏懼頗多。”可是，春天生，夏天長，秋天收，冬天藏，這是自然運行的大規律，不順從它則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做天的秩序和法紀了。所以說：“四時運行的大順序，是不可能遺棄丟失的。” 儒家以六經爲法度。這些經文和解釋文字多得要用千萬計算，幾代人都弄不通這些學問。一輩子也研究不清禮呀儀呀等的，所以說：“學問博大而缺少治國的切要綱領，出的力氣大而收的功效小”。但是他們制定排列君臣父子的身份及相應的禮節，夫婦長幼的區別及次序，即使百家之說也不能替代它。 墨家也崇尚堯舜之道，他們講到堯舜的道行時說：“堯舜的殿堂高三尺，士階只有三層，屋頂用茅草、蘆葦往上一苫，檐口七長八短也不剪齊，伐木做椽連皮也不制，用粗陶器喫喝，用陶鉶喝酒，喫糙米飯，喝藜藿湯。夏穿葛布衣，冬穿鹿皮衣。”他們主張辦理喪葬之事時，棺材桐木板厚三寸，哭聲不能過分，不能把心中的悲痛抒發完。教喪儀，必須以此作爲萬民的標準。假使天下之法都像這樣，那麼尊貴者與卑賤者就沒有什麼差別了。世代不同，時間變遷，辦事不必相同，所以說：“提倡節儉卻難以遵循。”但他們的要點：加強生產和節約費用，則說人人富裕，家家豐足的最佳途徑。這是墨家的長處，即使百家所說也不能廢棄它。 法家不分別親近和疏遠，不分別尊貴和卑賤，一律用法來判斷，那麼愛戴親人和尊敬長者的恩德就斷絕了。可以用它行一時之計，而不可以久用。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少恩德。”至於他們尊崇君王，使大臣卑下，使職分明確而不相互逾越的主張，即使有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苛刻繁煩的考察名分，往往糾纏不清，使人不能回味其意，專用名稱決斷而失去了情理，所以說：“使人名位不同，禮節也就不同，但容易失真。”至於他們的規定概念，考察實際，錯綜比較驗證，這是不能不察究的。 道家提倡“無爲”，又說“無不爲，”他們的主張容易執行，但其語言難以理解。他們的主張以虛無爲根本，以順乎自然爲辦理原則。事沒有固定不變之勢，物有固定不變之形，所以能察萬事萬物的情狀。不被物推於前，不被物牽於後，所以能成爲萬物的主宰。有法而無一成不變之法，順因時事而成就其業；有度而無一成不變之度，順因事物而與其相合。所以說：“聖人不朽的原因，至於堅守順時變化的規律。虛無是道的常規，因循是君主的治世綱領。”羣臣一起來，使他們明白各自的職分。實際情況符合其語言叫做端；實際情況與其語言不符叫做窾。窾言不相信，奸佞就不會產生，賢與不賢就自然分明，白與黑就自然區別明顯。不過在於運用這些原則罷了，如果運用這些原則，還有什麼事辦不成呢？這樣就合乎大道，進入“混沌”的無知無慾狀態。光輝照耀天下，又返回到無名的原始狀態。大凡人能活着，是因爲有精神，精神的寄託在形體上。精神用得多了則衰竭，形體勞累過度則疲憊。死了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離以後不能再結合起來。因此，聖人特別注重形神問題。由此看來，精神是生命的本體，形體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精神和形體，而一味喊叫“我有治理天下的辦法”，那麼，由什麼途徑來治理呢？ 太史公職掌天文，不治理民事，有個兒子名叫司馬遷。 司馬遷生於龍門，在黃河之北、龍門山之南過着耕牧生活。年僅十歲便已習誦古文。二十歲南遊江、淮地區，登會稽山，探察禹穴，觀覽九嶷山，泛舟於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講學於齊、魯兩地的都會，考察孔子的遺風，在鄒縣、嶧山行鄉射禮；困厄於鄱、薛、彭城，經過樑、楚之地回到家鄉。於是司馬遷出仕爲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經略邛、笮、昆明，歸來向朝廷覆命。 這一年皇帝開始建立漢朝的封禪制度，而太史公被滯留在周南，不能參與其事，所以發憤憤怒將死。其子司馬遷適逢出使歸來，在黃河洛河之間拜見了父親。太史公握着司馬遷的手哭着說：“我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夏之世便顯揚功名，職掌天文之事。後世衰落，今天會斷絕在我手裏嗎？你繼做太史，就接續了我們祖先的事業。現在天子繼承漢朝千年一統的大業，在泰山封禪，而我不能隨行，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後，你必定爲太史；做太史後不要忘記我想要撰寫的著述啊。再說孝道始於奉養雙親，進而侍奉君主，最終在於立身揚名。揚名後世來顯耀父母，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稱道歌誦周公，說他能夠論述歌頌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邵的風尚，通曉太王、王季的思慮，乃至於公劉的功業，並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厲王以後，王道衰敗，禮樂衰頹，孔子研究整理舊有的典籍，修復振興被廢棄破壞的禮樂，論述《詩經》《書經》，寫作《春秋》，學者至今以之爲準則。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諸侯相互兼併，史書丟棄殆盡。如今漢朝興起，海內統一，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我作爲太史都未能予以論評載錄，斷絕了天下的修史傳統，對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記在心上啊！”司馬遷低頭流淚說：“兒子雖然駑笨，但我會詳細編纂先人所整理的史實古事，不敢有缺。” 司馬談去世三年後司馬遷任太史令，綴集歷史書籍及國家收藏的檔案文獻。司馬遷任太史令五年正當漢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節氣爲冬至，曆法更改，開始用太初曆，在明堂向諸侯頒佈。 太史公說：“我的父親生前曾經說過：‘自周公死後，經過五百年纔有了孔子。孔子死後，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誰能夠繼續在太平聖明的時代修正《易傳》，續寫《春秋》，探求《詩經》、《尚書》、《禮記》、《樂經》之間的本原而著述？’”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呀！寄託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麼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說：“從前，孔子爲什麼要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曾聽董生說過：‘周朝的政治衰落破敗之時，孔子出任魯國的司寇，諸侯害他，大夫們排擠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議不會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張再也行不通了，於是評判二百四十二年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爲天下人行動的準則，貶抑天子，斥退諸侯，聲討大夫，以闡明王道。’孔子說：‘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話記載下來，但不如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表現更加深刻、明顯。’《春秋》，從上而言，闡明瞭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原則；從下而言，辨明瞭爲人處事的綱紀，分清了疑惑難明的事物，判明瞭是非的界限，使猶豫不決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貶惡，崇敬賢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經滅亡了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了的世系，補救政治上的弊端，興起已經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內容。《易經》顯示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相互關係，所以長於變化；《儀禮》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故長於行動；《尚書》記載了上古先王的事蹟，所以長於從政；《詩經》記載了山川、溪谷、禽獸、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長於教化；《樂記》是音樂所以成立的根據，所以長於調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於治理百姓。因此，《儀禮》是用來節制人的行爲的，《樂記》是用來激發和穆的感情的，《尚書》是用來指導政事的，《詩經》是用來表達內心的情意的，《易經》是用來說明變化的，《春秋》是用來闡明正義的。把一個混亂的社會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沒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書有數萬字，其中的要點也有數千。萬物萬事的分離與聚合，都記在《春秋》裏了。《春秋》中，臣殺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國的有五十二個，諸侯四處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國家政權的不計其數。觀察他們所以會這樣的原因，都在於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說‘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因此說，‘臣殺君，子殺父，不是一朝一夕才這樣的，而是長時期逐漸形成的’。所以，一國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當面有人進讒他看不見，背後有竊國之賊他也不知道。身爲國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處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樣做才合適，遇到出乎意料的事變不知用變通的權宜之計去對付。作爲一國之君和一家之長卻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蒙受罪魁禍首的惡名。作爲大臣和兒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因爲陰謀篡位和殺害君父而被誅殺，得一個死罪的名聲。其實，他們都以爲自己在幹好事，做了而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受了毫無根據的批評而不敢反駁。因爲不通禮義的宗旨，以至於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大臣們就會犯上作亂；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會遭到殺身之禍；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就是沒有倫理道德；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就是不孝敬父母。這四種行爲，是天下最大的過錯。把這四種最大的過錯加在這些人身上，他們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託。所以《春秋》這部書，是關於禮義的主要經典著作。禮的作用是防患於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惡於已然；法的除惡作用容易見到，而禮的防患作用難以被人們理解。” 壺遂說：“孔子的時代，國家沒有英明的國君，下層的賢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這才寫作《春秋》，流傳下這部用筆墨寫成的著作來判明什麼是禮義，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現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職守，萬事已經具備，都按着適當的順序進行着，太史公所論述的，想要說明什麼宗旨呢？” 太史公說：“對，對！不對，不對！不是這樣的。我曾從先父那裏聽說：‘伏羲最純樸厚道，他創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堯、虞舜時代的昌盛，《尚書》上記載了，禮樂就是那時製作的。商湯、周武王時代的興隆，古代的詩人已經加以歌頌。《春秋》歌頌善人，貶斥惡人，推崇夏、商、週三代的德政，頌揚周王朝，並非全是抨擊和譏刺。’自從漢朝建立以來，直到當今的英明天子，捕獲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曆法，更換車馬、祭牲的顏色。受命於上天，德澤流佈遠方，四海之外與漢族風俗不同的地區，也紛紛通過幾重翻譯叩開關門，請求前來進獻物品和拜見天子，這些事說也說不完。大臣百官盡力歌頌天子的聖明功德，但還是不能把其中的意義闡述透徹。況且，賢士不被任用，這是國君的恥辱；皇上英明神聖而他的美德沒能流傳久遠，這是史官的過錯。況且，我曾經做過太史令，如果廢棄皇上英明神聖的盛大美德不去記載，埋沒功臣、貴族、賢大夫的事蹟不去記述，丟棄先父生前的殷勤囑託，沒有什麼罪過比這更大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會傳說，談不上創作，而你卻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並論，這就錯了。” 於是編寫《史記》。過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禍臨頭，被關進了監獄。於是喟然長嘆：“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被摧毀了，不會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後又轉而深思：“《詩經》和《尚書》辭意隱約，這是作者要表達他們內心的思想。從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陳國和蔡國受到困厄，就寫作《春秋》；屈原被懷王放逐，就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這纔有了《國語》；孫臏遭受臏刑之苦，於是研究兵法；呂不韋謫遷蜀地，後世卻流傳着《呂氏春秋》；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說難》、《孤憤》才產生；《詩經》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聖賢之人爲抒發胸中的憤懣之情而創作的。這些人都是意氣有所鬱結，沒有地方可以發泄，這才追述往事，思念將來。”於是，終於記述了唐堯以來的歷史，止於獵獲白麟的元狩元年，而從黃帝開始。（王興康）
注释
太史公：《史记》全书称“太史公”一百多处，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称。 颛（zhuān）顼（xū）：五帝之一。 南正：上古天官。重：人名。 北正：上古地官。黎：人名。 序：掌管。 程伯：程国的伯爵。休甫：人名，世代职掌周王室国史。 司马：掌军事的官。 典：职掌。 惠襄：指周惠王、周襄王。 随会：晋大夫。 少梁：古梁国，被灭后称少梁。 相中山：为中山国相，指司马喜。 错：司马错，秦惠王将。 靳（jìn）：一作“蓟”。 杜邮：在今咸阳东。 华池：在今韩城西南。 武信君：武臣，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徇（xùn）：攻取。 诸侯之相王：诸侯互相称王。 市长：长安四市的长官。 五大夫：爵位名。 高门：高原门的简称。 天官：天文星象之学。唐都：汉代方士，曾参与制定太初历。 杨何：汉初易学专家。 道论：道家学说。黄子：即黄生，汉初道家理论权威。 建元、元封：皆汉武帝年号。 愍（mǐn）：忧伤。师悖：师法惑乱之言。 六家：指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指：核心思想。指，同“旨”，意旨，意趣。 易大传：即《易·系辞》。 直：不过。从言之异路：各自持论不同。 省（xǐng）：省察，明白。 术：法，道，引申为学说。 祥：吉凶的征兆。忌讳：禁忌。 失：违背，改变。 博而寡要：太广博而不够扼要。 尽从：全部遵从实行。 彊（qiáng）本节用：注重发展生产，节制用度。彊，同“强”。本，指农耕蚕织。 俭：通“检”，咬文嚼字。 正名实：指名称和实际相符合。 动合无形：一切举措都合乎自然。 去健羡：去掉刚强贪欲。绌聪明：不用耳目之聪明。 此：指儒学。术：指道术。 骚动：分散动摇，此谓消耗。 四时：春夏秋冬四季。八位：八卦方位。十二度：十二星次。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气。教令：戒律。 大经：主要规律。 六艺：即六经。经：六经本文。传：解经文字。 累世：一辈子。 当年：丁壮之年。 椽（chuán）：柞木为椽。 簋（guǐ）：椭圆形食器。 刑：盛汤的鼎器。 粝（lì）粱：粗粮。 藜（lí）藿：泛指野菜。 桐棺三寸：以桐木为棺，厚三寸。 事业：此指社会的一切礼俗制度。 亲亲尊尊：亲近亲者，尊崇尊者。 苛察缴绕：烦琐纠缠。 反其意：寻思究竟。 控名责实：循名责实。控，引，引申为依据、遵循。 参伍：参差交互，即综合各方面加以考察。 因循：犹顺应。 成势：一成不变的势态。 复反无名：复归于自然。 龙门：山名，在今韩城东北。 河山之阳：指龙门山南麓河曲。 古文：先秦历史典籍用古体字书写。 禹穴：在今绍兴会稽山，相传禹曾会诸侯于此。 窥：考察。九疑：山名，在今宁远境内。 沅、湘：二水名，在湖南境内。 汶、泗：二水名，在山东境内。 讲业：研习学问。 乡射：古代练武选贤的礼仪活动。邹：古国名，今邹县。峄（yì）：山名，在今邹县南。 戹（è）：同“厄”。鄱（pó）：同“蕃”，汉县名，在今滕州境内。薛：汉县名，在今滕州东。彭城：今徐州。 梁：今开封。 郎中：皇帝侍从人员，属郎中令。 略：行视。邛（qióng）：邛都，今西昌东。笮（zé）：笮都，今汉源东北。 是岁：指武帝元封元年（前年）。封：封禅。 周南：周成王时，周公、召公分陕而治，陕以东称周南。此实指洛阳。 续吾祖：继续我祖上的事业。 接千岁之统：据《封禅书》载周成王曾登封泰山，下距汉武帝其间九百余年，此举其成数。 邵：即“召”之本字，指召公。 获麟：指鲁哀公十四年（前年）西狩获麟事，见《孔子世家》。 史记：历史载籍。放绝：散失断绝。 悉论：一一撰述。所次旧闻：所积累的史料。 迁为太史令：司马迁任太史令在元封三年（前年）。 䌷（chōu）：引出。石室金匮（guì）：国家藏书馆、档案室。 天历始改：始改用太初历，即改秦历为夏历。 明堂：天子举行隆重典礼的礼堂。 受纪：接受新历。先人：指作者父亲司马谈，一说指先代贤人。 周公：周武王弟，周成王叔，姓姬，名旦。 绍：继。明世：太平盛世。 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周易》所作的解释。 春秋：儒家经典。 本：以……为本，遵奉。诗：《诗经》。书：《尚书》。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称。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 壶遂：人名，曾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 董生：对董仲舒的尊称。 壅（yōng）：阻挠。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指《春秋》总结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并加以褒贬评价。 退：此为批评、贬抑之意。 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 善善恶（wù）恶（è）：表扬好事，斥责坏事。 经纪：安排。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 牝（pìn）牡：雌雄。 风：教化。一说通“讽”，劝诫。 弑（shì）：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为“弑”。 社稷：土神和谷神，国家政权的象征。 经事：正常的事情。经，寻常。 权：变通。 犯：触犯。此指为臣下所侵犯。 未然：还没有成为事实。 空文：与纪实文字相对，即论理之文。 否否：不是这样。 伏羲：传说中的古代圣人。 尧、舜：古代部落联盟领袖。 尚书载之：《尚书》首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 汤：商朝建立者。武：周武王。 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 三代：夏、商、周。 符：征兆。瑞：祥瑞。 封禅（shàn）：帝王祭天地的典礼。 改正朔：改历法。改历象征改朝换代。正朔，指一年的第一天。 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 穆清：清和之气，指天。 重译：经过几重翻译。款塞：叩关。 缧（léi）绁（xiè）：捆绑犯人的绳索，借指监狱。 西伯：周文王。羑（yǒu）里：今汤阴北。 “孔子”二句：此将孔子有厄于陈、蔡及作《春秋》二事联系起来，并说成因果关系，乃行文之需要。 左丘：春秋时鲁国史官。 孙子：指孙膑。膑（bìn）脚：砍去膝盖骨及以下的酷刑。 吕览：即吕不韦门下宾客编撰的《吕氏春秋》。 说难孤愤：指《韩非子》中的两篇《说难》《孤愤》。 陶唐：即唐尧。 至于麟止：《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前年）。 台：通“怡”，高兴。 说（yuè）：傅说，殷商名臣。 豪：即“崤”之异音。 鐻（jù）：像钟一样的乐器。 𫕥（yǔn）：通“殒”，死亡。 蠲（juān）：免除。 以：当作“已”。 翲（piāo）忽：微细。翲，轻。 禨（jī）祥：谓祈禳求福之事。 嚭（pǐ）：伯嚭，春秋后期吴国大夫。 杀鲜放度：杀管叔放逐蔡叔。鲜，管叔名。度，蔡叔名。 鬯（chàng）：祭祀用的香酒。 骥（jì）𫘧（lù）：指良马。 偩（fù）：依赖，倚仗。 填抚：镇守安抚。填，通“镇”。山西：指华山之西。 戹：扼制。 穰（ráng）苴（jū）：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将领。 樗（chū）里：樗里疾，战国中期秦国宗室。 以：一作“反”。 诟（gòu）：耻辱。 周𫄬（xiè）：汉初大臣。 埶：通“势”。倍：通“背”，背叛。 濞（bì）：刘濞，西汉宗室，封吴王。 说：通“悦”，喜悦。 溉：一作“慨”。 戹：同“厄”，困苦，危难。 既：一作“慨”。 循：一作“总”。 秦拨去古文：秦始皇统一文字，废去古文，改行小篆。 次律令：制定法令。 申：制定。 章：章法，指历法。 盖公：齐胶西人，精通黄老之学。 原始察终：研究历史要考虑事件的原委。 并时异世：指诸侯列国历史，同一时代，有不同的国家。 礼乐损益：记载礼仪、乐律的增减变化，即作《礼书》《乐书》。 律历改易：指作《律历书》。 天人之际：探讨天和人的关系，指作《天官书》。 承敝通变：指作《平淮书》记载货币及经济的演变。 俶（tì）傥（tǎng）：卓越，杰出。 拾遗补艺：拾取遗文以补六经之义。 副：副本。 俟（sì）后世圣人君子：留待后世圣明的人来评论。太史公：《史記》全書稱“太史公”一百多處，爲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共稱。 顓（zhuān）頊（xū）：五帝之一。 南正：上古天官。重：人名。 北正：上古地官。黎：人名。 序：掌管。 程伯：程國的伯爵。休甫：人名，世代職掌周王室國史。 司馬：掌軍事的官。 典：職掌。 惠襄：指周惠王、周襄王。 隨會：晉大夫。 少梁：古梁國，被滅後稱少梁。 相中山：爲中山國相，指司馬喜。 錯：司馬錯，秦惠王將。 靳（jìn）：一作“薊”。 杜郵：在今咸陽東。 華池：在今韓城西南。 武信君：武臣，秦末農民起義軍將領。徇（xùn）：攻取。 諸侯之相王：諸侯互相稱王。 市長：長安四市的長官。 五大夫：爵位名。 高門：高原門的簡稱。 天官：天文星象之學。唐都：漢代方士，曾參與制定太初曆。 楊何：漢初易學專家。 道論：道家學說。黃子：即黃生，漢初道家理論權威。 建元、元封：皆漢武帝年號。 愍（mǐn）：憂傷。師悖：師法惑亂之言。 六家：指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指：核心思想。指，同“旨”，意旨，意趣。 易大傳：即《易·繫辭》。 直：不過。從言之異路：各自持論不同。 省（xǐng）：省察，明白。 術：法，道，引申爲學說。 祥：吉凶的徵兆。忌諱：禁忌。 失：違背，改變。 博而寡要：太廣博而不夠扼要。 盡從：全部遵從實行。 彊（qiáng）本節用：注重發展生產，節制用度。彊，同“強”。本，指農耕蠶織。 儉：通“檢”，咬文嚼字。 正名實：指名稱和實際相符合。 動合無形：一切舉措都合乎自然。 去健羨：去掉剛強貪慾。絀聰明：不用耳目之聰明。 此：指儒學。術：指道術。 騷動：分散動搖，此謂消耗。 四時：春夏秋冬四季。八位：八卦方位。十二度：十二星次。二十四節：二十四節氣。教令：戒律。 大經：主要規律。 六藝：即六經。經：六經本文。傳：解經文字。 累世：一輩子。 當年：丁壯之年。 椽（chuán）：柞木爲椽。 簋（guǐ）：橢圓形食器。 刑：盛湯的鼎器。 糲（lì）粱：粗糧。 藜（lí）藿：泛指野菜。 桐棺三寸：以桐木爲棺，厚三寸。 事業：此指社會的一切禮俗制度。 親親尊尊：親近親者，尊崇尊者。 苛察繳繞：煩瑣糾纏。 反其意：尋思究竟。 控名責實：循名責實。控，引，引申爲依據、遵循。 參伍：參差交互，即綜合各方面加以考察。 因循：猶順應。 成勢：一成不變的勢態。 復反無名：復歸於自然。 龍門：山名，在今韓城東北。 河山之陽：指龍門山南麓河曲。 古文：先秦歷史典籍用古體字書寫。 禹穴：在今紹興會稽山，相傳禹曾會諸侯於此。 窺：考察。九疑：山名，在今寧遠境內。 沅、湘：二水名，在湖南境內。 汶、泗：二水名，在山東境內。 講業：研習學問。 鄉射：古代練武選賢的禮儀活動。鄒：古國名，今鄒縣。嶧（yì）：山名，在今鄒縣南。 戹（è）：同“厄”。鄱（pó）：同“蕃”，漢縣名，在今滕州境內。薛：漢縣名，在今滕州東。彭城：今徐州。 梁：今開封。 郎中：皇帝侍從人員，屬郎中令。 略：行視。邛（qióng）：邛都，今西昌東。笮（zé）：笮都，今漢源東北。 是歲：指武帝元封元年（前年）。封：封禪。 周南：周成王時，周公、召公分陝而治，陝以東稱周南。此實指洛陽。 續吾祖：繼續我祖上的事業。 接千歲之統：據《封禪書》載周成王曾登封泰山，下距漢武帝其間九百餘年，此舉其成數。 邵：即“召”之本字，指召公。 獲麟：指魯哀公十四年（前年）西狩獲麟事，見《孔子世家》。 史記：歷史載籍。放絕：散失斷絕。 悉論：一一撰述。所次舊聞：所積累的史料。 遷爲太史令：司馬遷任太史令在元封三年（前年）。 紬（chōu）：引出。石室金匱（guì）：國家藏書館、檔案室。 天曆始改：始改用太初曆，即改秦歷爲夏曆。 明堂：天子舉行隆重典禮的禮堂。 受紀：接受新曆。先人：指作者父親司馬談，一說指先代賢人。 周公：周武王弟，周成王叔，姓姬，名旦。 紹：繼。明世：太平盛世。 易傳：《周易》的組成部分，是儒家學者對《周易》所作的解釋。 春秋：儒家經典。 本：以……爲本，遵奉。詩：《詩經》。書：《尚書》。禮：《周禮》《儀禮》《禮記》三書的合稱。樂：儒家經典之一，今已不傳。 壺遂：人名，曾參加太初改歷，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稱“上大夫”。 董生：對董仲舒的尊稱。 壅（yōng）：阻撓。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指《春秋》總結了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並加以褒貶評價。 退：此爲批評、貶抑之意。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 善善惡（wù）惡（è）：表揚好事，斥責壞事。 經紀：安排。人倫：指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關係。 牝（pìn）牡：雌雄。 風：教化。一說通“諷”，勸誡。 弒（shì）：古時稱臣殺君、子殺父母爲“弒”。 社稷：土神和穀神，國家政權的象徵。 經事：正常的事情。經，尋常。 權：變通。 犯：觸犯。此指爲臣下所侵犯。 未然：還沒有成爲事實。 空文：與紀實文字相對，即論理之文。 否否：不是這樣。 伏羲：傳說中的古代聖人。 堯、舜：古代部落聯盟領袖。 尚書載之：《尚書》首篇《堯典》，記載了堯禪位給舜的事蹟。 湯：商朝建立者。武：周武王。 詩人歌之：《詩經》中有《商頌》五篇，內容多是對殷代先王先公的讚頌。 三代：夏、商、周。 符：徵兆。瑞：祥瑞。 封禪（shàn）：帝王祭天地的典禮。 改正朔：改曆法。改曆象徵改朝換代。正朔，指一年的第一天。 易服色：更改車馬、祭牲的顏色。 穆清：清和之氣，指天。 重譯：經過幾重翻譯。款塞：叩關。 縲（léi）紲（xiè）：捆綁犯人的繩索，借指監獄。 西伯：周文王。羑（yǒu）裏：今湯陰北。 “孔子”二句：此將孔子有厄於陳、蔡及作《春秋》二事聯繫起來，並說成因果關係，乃行文之需要。 左丘：春秋時魯國史官。 孫子：指孫臏。臏（bìn）腳：砍去膝蓋骨及以下的酷刑。 呂覽：即呂不韋門下賓客編撰的《呂氏春秋》。 說難孤憤：指《韓非子》中的兩篇《說難》《孤憤》。 陶唐：即唐堯。 至於麟止：《史記》記事止於漢武帝獵獲白麟的元狩元年（前年）。 臺：通“怡”，高興。 說（yuè）：傅說，殷商名臣。 豪：即“崤”之異音。 鐻（jù）：像鍾一樣的樂器。 霣（yǔn）：通“殞”，死亡。 蠲（juān）：免除。 以：當作“已”。 翲（piāo）忽：微細。翲，輕。 禨（jī）祥：謂祈禳求福之事。 嚭（pǐ）：伯嚭，春秋後期吳國大夫。 殺鮮放度：殺管叔放逐蔡叔。鮮，管叔名。度，蔡叔名。 鬯（chàng）：祭祀用的香酒。 驥（jì）騄（lù）：指良馬。 偩（fù）：依賴，倚仗。 填撫：鎮守安撫。填，通“鎮”。山西：指華山之西。 戹：扼制。 穰（ráng）苴（jū）：司馬穰苴，春秋末期齊國將領。 樗（chū）裏：樗裏疾，戰國中期秦國宗室。 以：一作“反”。 詬（gòu）：恥辱。 周緤（xiè）：漢初大臣。 埶：通“勢”。倍：通“背”，背叛。 濞（bì）：劉濞，西漢宗室，封吳王。 說：通“悅”，喜悅。 溉：一作“慨”。 戹：同“厄”，困苦，危難。 既：一作“慨”。 循：一作“總”。 秦撥去古文：秦始皇統一文字，廢去古文，改行小篆。 次律令：制定法令。 申：制定。 章：章法，指曆法。 蓋公：齊膠西人，精通黃老之學。 原始察終：研究歷史要考慮事件的原委。 並時異世：指諸侯列國曆史，同一時代，有不同的國家。 禮樂損益：記載禮儀、樂律的增減變化，即作《禮書》《樂書》。 律歷改易：指作《律曆書》。 天人之際：探討天和人的關係，指作《天官書》。 承敝通變：指作《平淮書》記載貨幣及經濟的演變。 俶（tì）儻（tǎng）：卓越，傑出。 拾遺補藝：拾取遺文以補六經之義。 副：副本。 俟（sì）後世聖人君子：留待後世聖明的人來評論。
赏析
《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自传性质的散文，通过回顾自己的家世和学术经历，展现了他的家世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见解。文章中，司马迁不仅详细记载了司马家族的兴衰，还表达了对儒家、道家等不同学派思想的评价和思考。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历史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史官的责任和使命。此外，他还对《春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表达了自己对这部史书的敬仰和认同。全文充满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学术的热爱，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家的严谨治学态度和高尚品德。《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自傳性質的散文，通過回顧自己的家世和學術經歷，展現了他的家世背景、個人經歷以及對歷史和文化的深刻見解。文章中，司馬遷不僅詳細記載了司馬家族的興衰，還表達了對儒家、道家等不同學派思想的評價和思考。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闡述了歷史的重要性，以及作爲史官的責任和使命。此外，他還對《春秋》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表達了自己對這部史書的敬仰和認同。全文充滿了對歷史的尊重和對學術的熱愛，體現了司馬遷作爲史家的嚴謹治學態度和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