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 杜陵叟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幹。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
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
昨日裏胥方到門，手持敕牒榜鄉村。
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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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杜陵老头居住在杜陵，每年种了贫瘠的田不一顷多。 三月份没有雨刮着旱风，麦苗不开花不多枯黄死。 九月份降霜秋天寒冷早，禾穗没熟都已经干枯。 官吏明明知道但不报告真相，急迫收租、凶暴征税以求通过考核得悯赏。 典当桑园、出卖田不来缴纳官府规定的租税，明年的衣食将怎么办？ 剥去我们身上的衣服，夺掉我们口中的粮食。 虐害人伤害物的就是豺狼，何必爪牙象钩、牙齿象锯一样不吃人肉！ 不知什么人报告了皇帝，皇帝心中怜悯、了解人们的困苦。 白麻纸上书写着施恩布德的诏令，京城附近全部免除今年的租税。 昨天里长才到门口来，手里拿着公文张贴在乡村中。 十家缴纳的租税九家已送完，白白不受了我们君王免除租税的恩惠。杜陵老頭居住在杜陵，每年種了貧瘠的田不一頃多。 三月份沒有雨刮着旱風，麥苗不開花不多枯黃死。 九月份降霜秋天寒冷早，禾穗沒熟都已經乾枯。 官吏明明知道但不報告真相，急迫收租、兇暴徵稅以求通過考覈得憫賞。 典當桑園、出賣田不來繳納官府規定的租稅，明年的衣食將怎麼辦？ 剝去我們身上的衣服，奪掉我們口中的糧食。 虐害人傷害物的就是豺狼，何必爪牙象鉤、牙齒象鋸一樣不喫人肉！ 不知什麼人報告了皇帝，皇帝心中憐憫、瞭解人們的困苦。 白麻紙上書寫着施恩佈德的詔令，京城附近全部免除今年的租稅。 昨天里長纔到門口來，手裏拿着公文張貼在鄉村中。 十家繳納的租稅九家已送完，白白不受了我們君王免除租稅的恩惠。
注释
叟：年老的男人。 薄田：贫瘠的田地。 考课：古代指考查政绩。 帛：丝织品。 粟：小米，也泛指谷类。 恻隐：见人遭遇不幸而心有所不忍。即同情。 弊：衰落；疲惫。 京畿（jī）：国都及其行政官署所辖地区。 里胥：古代指地方上的一里之长，负责管理事务。 方：才，刚刚。 牒（dié）：文书。 蠲（juān）：除去，免除。 参考资料： 1、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3版。叟：年老的男人。 薄田：貧瘠的田地。 考課：古代指考查政績。 帛：絲織品。 粟：小米，也泛指穀類。 惻隱：見人遭遇不幸而心有所不忍。即同情。 弊：衰落；疲憊。 京畿（jī）：國都及其行政官署所轄地區。 里胥：古代指地方上的一里之長，負責管理事務。 方：才，剛剛。 牒（dié）：文書。 蠲（juān）：除去，免除。 參考資料： 1、 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詞典》1996年7月修訂第3版。
赏析
作者：佚名 从808年（唐宪宗元和三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江南广大地区和长安周边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 白居易 是在808年刚刚担任左拾遗一职的，此时上书力陈旱情严重，民生疾苦，请求朝廷能够及时认真“减免租税”，以“实惠及人”，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白居易的一番忠诚打动了宪宗皇帝，他不但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请，还下了一道“罪己诏”。没想到，这一切到头来却成了一场闹剧，受灾的老百姓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恩赐与救济，免除租税的诏书竟成了一纸空文。白居易在悲愤之余，忍不住提笔写下了《轻肥》和《杜陵叟》两首诗。 作者：佚名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 白居易 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 杜甫 “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 范成大 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作者：佚名 從808年（唐憲宗元和三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江南廣大地區和長安周邊地區，遭受了嚴重的旱災。 白居易 是在808年剛剛擔任左拾遺一職的，此時上書力陳旱情嚴重，民生疾苦，請求朝廷能夠及時認真“減免租稅”，以“實惠及人”，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白居易的一番忠誠打動了憲宗皇帝，他不但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請，還下了一道“罪己詔”。沒想到，這一切到頭來卻成了一場鬧劇，受災的老百姓並沒有從中得到任何的恩賜與救濟，免除租稅的詔書竟成了一紙空文。白居易在悲憤之餘，忍不住提筆寫下了《輕肥》和《杜陵叟》兩首詩。 作者：佚名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杜陵，地名，即漢宣帝陵，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的少陵原上。 白居易 這首新樂府詩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長安市郊的土生土長的農民，他世世代代以種地爲業，守着一頃多的薄田，過着衣食不繼的日子。中國文人的詩歌中，少不了風花雪月，也有的是閒情雅緻，但是有意識地不但以農民作爲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勞苦大衆的立場上，爲他們鳴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還是不多見的。在這一點上，白居易可以說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夠在詩歌中大聲疾呼地爲民請命，並不是想在題材上獵奇出新，而是源於他對朝廷政治前景和國計民生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視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層的羣衆，他們的生活過得十分悲慘，而且向來是無人過問的。這位不知姓甚名誰的杜陵叟處在水深火熱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幹。”三月無雨，並不是指的農曆三月整整一個月不下雨，而是說從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連續三個月沒有下雪和下雨。據史料記載，這一年直到閏三月才下了一場像樣的雨，爲此，白居易還專門寫了一首《賀雨》詩表達他當時喜悅的心情。在靠天喫飯的日子裏，長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麥，從下種到返青就沒有一滴雨水的滋潤，結果還沒有到秀穗的時候大多已經幹黃枯死了。夏糧既然沒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糧了，可是農民們萬萬沒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場早來的霜降，卻使得“杜陵叟”可憐的願望又一次成爲了泡影，地裏的秋莊稼還沒有成熟就都被凍死而乾枯了。兩季糧食幾乎顆粒無收，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農夫之困”，也是“天災之困”。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長吏，泛指上級長官，這裏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課，指古代考查官員政績的好壞，以此作爲升降的標準。原來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農夫”受了天災，卻不向上方報告災情，而是愈發加緊橫徵暴斂，強行收取租稅。他要造成一個“大災之年不減稅收”的政績，以取悅上方，給朝廷留下一個稱職的印象，爲他以後的加官晉爵打下基礎。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如何？”這兩句詩是說，“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這樣不顧百姓死活的“長吏”，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僅有的幾棵桑樹典當出去，可是仍然不夠繳納“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賴以爲生的土地賣了來納稅完糧。可是桑樹典了，“薄田”賣了，到時候連“男耕女織”的本錢都沒有，第二年的生計也沒有辦法了。這種來自“長吏”的人禍，讓“農夫之困”愈發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對的“人禍之困”比“天災之困”更加無情、更加殘酷時，白居易的心情再也無法平靜了。本來從詩歌的一開始，他是以第三人稱的面目出現的，可是寫到這裏，他義憤填膺，轉而以第一人稱的身份出場控訴起來，“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樹，賣了薄田，織不了布，種不上地，到時候沒喫沒穿，我們怎麼生活啊？”這種由第三人稱到第一人稱的轉換，實際上是作者內心感情的真實流露，他已經全然忘記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貴身份，而自覺地站在了無依無靠的“杜陵叟”一邊，這對於一個封建文人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著名的漢樂府《陌上桑》中有這樣的詩句：“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那也是站在詩中主人公同一立場的第一人稱的口吻，不過，因爲那首詩本來就是樂府民歌，所以不足爲奇，它所表達的是勞動人民對他們這個階級的優秀女子的由衷自豪與熱愛，可白居易並不是窮苦百姓中的一員，而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士大夫，所以這種感情角色的自然換位，對於封建社會的官僚階層的絕大多數成員來說，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這種古道熱腸、俠肝義膽，完全是“詩聖” 杜甫 “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繼承，而且這也是他能在後來接過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優良傳統，發起新樂府運動的重要主觀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場上，對那些統治階級中，只管個人升官而不顧百姓死活的貪官污吏而進行的面對面的嚴厲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們比喻成了“鉤爪鋸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採用了語氣極爲強烈的反問句式，激憤之情躍然紙上而溢於言表。作爲一個衣食無憂的政府官吏，能夠對“農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夠如此直接激烈地爲人民鳴不平，在當時實在是不多見的。 詩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內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詩歌后半部分的一開始，苦不堪言的“農夫”的命運似乎出現了一絲轉機，“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放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白麻紙，古時詔書用白紙頒佈，到了674年——676年期間（唐高宗上元年間），因爲白紙容易被蟲蛀蝕，所以一律改用麻紙。放德音，宣佈恩詔，即下文所言減免賦稅的詔令。京畿，古時稱國都周圍的地區。杜陵所在地屬國都長安的郊區。白居易在詩裏只說了“不知何人”，其實這位關心民生疾苦、視民如子的“何人”，根據史料記載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書憲宗，痛陳災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動了惻隱之心，大筆一揮，居然免去了京城災區當年的賦稅。讀者看到這裏，也會爲顆粒無收的“杜陵叟”的命運鬆了一口氣。可是令作者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切只不過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稅是否出於真心，但是官吏卻是絕不肯照章辦事的，因爲這樣一來，他們的政績就要受到影響，他們的官路也會不再亨通。所以，他們自有一套陽奉陰違的“錦囊妙計”，那就是拖延不辦，對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裏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村。”里胥是鄉鎮中的低級官吏；這裏的“榜”是張貼的意思。皇帝的免稅詔書纔剛剛由那班“里胥”們神氣活現地公佈到家家戶戶，可這一切已經無濟於事了，因爲“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絕大多數人家都“典桑賣地”，納完租稅之後，纔將已經成爲“一紙空文”的“尺牒”在鄉村中張貼公佈，這已經沒有意義了。“里胥”們原本是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敢於欺上瞞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實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氣，朋比爲奸。白居易對此心知肚明，喫苦的還是那些無依無靠的貧苦百姓。他們一苦天災，二苦黑官，這正是“苛政猛於虎”。 這首詩體現了作者視民如子的情懷，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與腐敗。作者在《輕肥》詩中曾一針見血地控訴“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這首《杜陵叟》中，他更寫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白居易在義憤填膺地寫下上述的控訴時，並沒有意識到，他實際上已經觸及了封建社會那人喫人的兇殘野蠻的社會本質。事實上，每當災荒嚴重之際，由皇帝下詔蠲免租稅，而地方官照樣加緊盤剝勒索，不過是封建社會經常上演的雙簧戲而已。宋代詩人 范成大 就有一首《後催租行》中提到：“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說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詔書用黃紙寫，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紙寫，在封建社會中，能夠對這種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喫人雙簧戲進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旗手——白居易。